（原）追寻内心自由的高地

 还在初中毕业班的时候，学校里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，某同学在厕所里掉下了一张写着“毛泽东”三个字的废纸，又被踩上脚印，这下，被“觉悟高”的一同学捡来交到学校办公室，学校立即开展调查，希望从笔迹上确认谁的“罪过”，整个气氛非常紧张。后来，校长比较冷静，觉得不应该为此事给某某同学戴上帽子，事情压下来，后就不了了之。

 但是，这件事情在所有班干部上传达，我一直记忆犹新，而且那种莫名其妙的紧张与惶恐的体验，到现在还有感同身受。这件事在当时追究下来一定与个人的政治命运有关，即可谓就是革命与反革命一线之差，如果校方领导太左，那么结果就可能涉及到某学生的政治命运出差严重的挫折。幸好，当时的领导还比较冷静，呵护了那个“不小心擅事”的同学命运。

从那以后，我一直思虑，为什么“个人崇拜”可以将领袖人物与一个政府、一个政党、甚至与一个国家混为一谈，难道个人就代表国家与政府吗？这不是与过去封建皇朝君子制没有区别吗？这些问题一直困扰我，甚至影响到我不敢轻易表达政治观点，在工作以后，也不愿意入党，甘愿与党组织保持距离，而且常常内心期盼一个比较民主的生活环境，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在言论自由的氛围中成长。

这一期望整整盼了好久。后来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；政府执权废除了终身制，同时也废除了个人崇拜，老百姓终于不用小心翼翼地说话；也可以私底下自由评论政府要员的是非曲直；终于不必担忧什么时候将他们的名字掉在地上诺上官司等等。我们也逐渐地认识了个人与集体的区别，政府要员与个人职务的区别，认识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与政府的职能，言论国家领导人不需要担忧“犯罪”之嫌疑。

当前的民主气氛与过去相比的确改善了很多，但是，人们还看不明了什么是三权分立，即国家建宪立法与执法的分离制度、党政职权分离、以及小政府大社会的建制，给人民的权益带来最大化的可行性策略......

或许人们已经习惯了顺从，在刚刚淡忘了“个人崇拜”，却急匆匆地转入“等级崇拜”的漩涡，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就业市场，均在等级的范畴里打转。当一个人从开始接受教育的童年起，父母就不停唠叨“你必须要读好书，否则只能扫大街”的等级歧视观念。在学校有按照成绩高低被贴上“好生与差生”标签，以后是否能够升上重点中学，考入重点大学，到走上社会参加职业应聘，一路被“编制”困扰不得不面临“铁饭碗”与“泥饭碗”择业冲突。在很多的成年人的就业意识中，公务员是通向“人上人“的天堂，正因为当前此阶层集聚了许多资源优势，使很多家长在每年的国考中，逼迫已经是硕士生、博士生的子女抛下专业积累，去挤入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的竞争选拔中，当他们有幸被录取，去干高中生就可以信任的工作内容时，那些经历千军万马过了独木桥的研究生们除了感受无聊与郁闷之外，只有剩下抱怨他们的爹和娘了。浪费了的是那些擅长研究创新者的智慧与才能。如果，他们去从事自己擅长的专业研究，是不是发挥了科技创造力，在增强技术革新水平同时，全面提升国家在全球的创新竞争力量呢。目前，当我们的GTP还以房地产消费为增加指数的时候，我们还有多少可欣慰的情绪。

从青年人的自我意识形态的冲突状况，来反观他们的心灵自由度，让我们思索整个人文环境与教育理念对少年儿童价值观的影响，不思考这样敏感的问题：“为什么我们总是在同一个精神至梏中徘徊不前？”“难道我们的社会发展程序必须依据历史的脚步，在每一次艰难崛起之后必须倒退回原点吗？”改革开放的目的，要不要考虑追求个人内心的自由，这种自由带来的不仅仅是外在的改变，而是个人思想自由的改变，以及这种改变所带来创造力的聚变，而创造力提供可持续发展的能量，对于提升国力是不可忽视核心动能。

说得具体一点，当我们的孩子，耳边最也不用听到“考不出好成绩就去扫大街”的危言；当我们的下一代可以自由自在地玩一件大人看起来没有多少意义，但对于他们自己却是其乐无穷的游戏时，自我的发展就脱离了陈规陋习的制约，个性的力量才可能得到充分的生长，这个时候，多元的价值观与多元的文化，不同程度地在我们的环境中培植与成长，心灵自由才有可能迎来新的春天。

  安迪心理咨询中心   郑丽君   2013.6.3